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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上海7月17日电 题:如何让中华古谱诗词在海内外“入耳入心”?
——专访上海音乐学院研究员杨赛
作者 李鹏 樊中华
近年来,中华古谱诗词在海内外迎来“复兴”。在民族或西洋乐器伴奏下,以“古调今声”演唱的中华古谱诗词“意外”引发了听众跨越时间、地域、民族的热爱与共鸣。
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的核心,古谱诗词蕴含了怎样的中华文化特质?今天又可如何以“歌”为媒,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中新社“东西问”日前专访上海音乐学院研究员杨赛,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华古谱诗词缘起于何时?在几千年朝代更迭中,怎样体现出传承性和不同特色?
杨赛:中华古谱诗词自上古以来,至清代,传承数千年,虽多经劫难,文脉乐韵却保留至今。
中国音乐的起源比文字要早得多,甚至可视为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早期音乐包括乐舞和乐歌。相传黄帝作《云门》《大卷》《咸池》,创建了中华礼乐文明体系。那时语言尚不发达,乐舞被用于祭祀中表现先王的功德和施政之道。颛顼作《承云》,喾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汤作《大濩》,到周之《大武》,都有文化传承与认同的功能。
乐歌兴起于文字被发明后,商代取得巨大发展,到周代集大成,集录为乐歌集《诗经》。周以乐歌化性、化俗,树立“平和中正”的核心价值观,以巩固其统治。
《楚辞》早期乐谱已失传。现《琴曲集成》收入《离骚》《泽畔吟》《沧浪歌》等减字谱18首,乃后世重谱之作。
汉武帝重兴乐府,汉乐府广采秦、楚、赵、代、齐等地民歌,同时大量西域曲谱传入,俗乐与胡乐融合共鸣,实现了从周雅乐到汉俗乐的转型,形成了新的礼仪文化乐曲体系和新的音乐审美。
唐代建立大型音乐机构唐教坊,既传唱汉乐府,也谱新曲。唐五代以后的诗谱、词谱保存甚多。
清代,词乐谱受到重视。康熙命人编纂《御制词谱》40卷,但无乐谱。乾隆命人编成《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共82卷,收录曲目4466首,其中歌诗谱177首,集中国千年传统音乐曲谱之大成。道光时期,谢元淮在《御定词谱》《御定历代诗余》《南北九宫曲谱》基础上详加参订,编成《碎金词谱》14卷和《碎金续谱》6卷。前者被认为具有昆曲风格,是元明以来南北曲音乐发展的结果。
此外,明代末年流传到日本的《魏氏乐谱》6卷中收入歌诗242首,包括上古歌谣、《诗经》乐谱、汉魏晋南北朝乐府谱、隋唐五代及宋元明诗词乐谱等。其谱为工尺谱,为中国古代音乐的研究提供了极珍贵的文献。
由此,约有一千余首诗词的曲谱流传至今。
中新社记者:将诗词依古谱唱出,与单纯吟诵比较,在内容、情感的体现与感知上有何不同?
杨赛:中国传统的文学与音乐本是一体,诗词讲格律,音乐讲旋律,二者结合才能精准表达出汉语言的语感。古谱诗词演唱时,表演者进入诗词角色,沉浸在诗词设定的时空和情节里,渐次打开视、听、味、触和嗅觉,代角色出声。工尺谱标明调体,中分句读,左列平仄,右列工尺,非常明确地记载了音高和节奏。而角色、性格、音色、音强、徐疾、虚实及时空则要根据词义来选择,以准确生动地传递内涵,这是极高的音乐艺术。
古谱诗词的歌者要通盘考虑歌者、乐者、作者、言者(角色)、听者的关系,不能局限于一人、一事、一词,还要对自然、社会、人生有整体感悟,从情感、语感、乐感、美感四个方面构建起表演艺术体系。
中华古谱诗词是由字、词、语组、句子、片和篇组成的。歌者不仅要咬准字音,还要把字义和表达语气、情绪的虚词交待清楚。歌诗基本不标注速度和断音、连音,词是歌诗最基本的语音单位,词组之间的时值关系是由读、句、韵决定的,韵既是字音押韵,也是词义和审美上的韵味,歌者要自觉转换成言者,融入歌诗中角色的性别、性格、情感,置身于歌诗的情节与情境中,咬字归音、依韵行腔、以情带声、抑扬顿挫、长短错落、本色当行地表演,形成中国的听觉审美。
以李煜的《虞美人·感旧》为例。一是要非常贴合词的情感,真切了解当时的时间、地点、景象、情绪,将李煜的德性表现出来;二是要符合汉语以词为单位、每个词都有重轻音的语感,注重平仄与押韵。李煜亡国后,被幽囚汴京小楼,推窗看到春风吹落花满地,花运如同人运和国运,令人怜惜惋叹。今日与往昔、地下与天空、皇帝与囚徒两两对比穿越,充分表现李煜的阴柔性格、抑郁心情及悲悯情怀。中华古谱诗词将天文、地文、人文紧密结合,充分体现出了人文审美与生命意识。
中新社记者: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起源,中华古谱诗词在今天被译制、传唱的重要意义何在?古谱诗词能否走出中国,在全球引发共鸣?
杨赛:古谱诗词是中国人文传统的重要载体和中国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国高雅音乐的高级形态,也是世界音乐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古谱诗词将汉语言的声音和意义充分融合,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经过创造性转化后,定能在世界艺术歌曲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中国历代统治者在国力鼎盛时期,都会致力于传承、创作古谱诗词。古谱诗词是礼乐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凝聚民心的重要手段、是文化认同、价值传承、审美交流的重要凭借。如汉乐府正是汉武帝在通西域后,为中原音乐与西域胡乐“同鸣共奏”而创。唐玄宗鼎盛时期也常举办“音乐会”,以汉唐音乐为主,融合少数民族和异邦音乐,表现大乐与天地同和的格局。
而今,中华民族正迈向伟大复兴,中华古谱诗词在文化自觉与振兴中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近十年来,我们以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东方美谷艺术节等为平台,举办古谱诗词音乐会,邀请海外孔子学院院长、汉学家参会;十余次应邀至美、加、泰、法、德等国授课、培训、表演,将古谱诗词带到海外。这种交流极大地激活了海外华侨华人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每次都有大量华侨华人参与并热烈讨论,一次“出海”后,能收到十多个预约邀请。不仅如此,海外巡演时,我们见过能背诵大量唐宋诗词的小朋友,也见过至今仍能眼含热泪完整唱出《木兰辞》的古稀老人,古谱诗词能产生的凝聚力与向心作用可见一斑。
每次海外古谱诗词音乐会,都有近半数听众是外国人,他们通过导赏与字幕了解内容、欣赏音乐,完全沉浸其中。音乐超越语言,具有跨文化交流的特性。中华古谱诗词所体现出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今天仍能在全球引发共鸣。
中新社记者:中国古谱有模糊性特征,据传须经口传心授方能得其精髓,今天在古谱译制与传唱的过程中,怎样处理这种模糊性,如何扬弃与创新?
杨赛:一方面,乐谱和表演之间不是镜像关系,所有音乐表演时都会根据曲谱进行个性化理解和再创作。工尺谱是中华古谱诗词较为合适的记谱方式,可传神地表现诗词的节奏与旋律,特别适合声乐表演,用任何中西乐器都可伴奏。如果译成五线谱、简谱,反而得不到很好的效果。
另一方面,中华古谱诗词的谱字与词义确有一定模糊性,是以汉语语感为基础,以板眼为基本节奏,音域以人声为主,器声配合人声进行即兴表演,非常重视表演者的生命体验与情感体验。
今天古谱诗词要传承和发扬,必须唱普通话,用现代乐器,借助现代传播平台。一是保留古代汉语的平仄,以体现词的切分音,形成断连。而古今汉语的词义并没有发生变化,普通话更便于行腔润腔。二是由于很难找到古代乐器,我们用现代民族乐器和西洋乐器来伴奏。
蔡元培先生在上海音乐学院创建之初曾提出,要引进西方音乐,也要整理中国音乐,创造中国的现代音乐。近百年来,我们引进较多,整理较少,结合较难。在当代世界听觉体系中,“中国听觉”的份额较少,影响力较弱,存在感不强,这与新时代中国的形象很不匹配。
我们正在编写古谱诗词大、中、小学教材体系,让音乐与语文重新结合,将诗乐传统植入青年一代,以弥补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遗憾;我们将古谱诗词与文旅结合,让李白、王维、杜甫、白居易、苏轼等诗人与各地文化地标融合,重构诗意长江、诗意运河、诗意丝路等;我们探索古谱诗词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用元宇宙还原古谱诗词的历史场景;我们提取古谱诗词中的语言、意象、音乐元素,古今融合,创造性转化,创作新时代歌曲,创造新时代的“中国听觉”。(完)
受访者简介:
杨赛,文学博士、上海音乐学院研究员。比利时根特大学艺术哲学博士后、复旦大学文艺学博士后、上海音乐学院艺术学博士后。主要研究中国音乐文学、中国音乐美学、中国音乐史学和艺术学理论。著有《中国音乐美学原范畴研究》(中、英文版)、《任昉与南朝士风》、《先秦乐制史》、《乐记集校集注》、《中国音乐文学》等,主编、创作《唱响中国梦》《唱响新时代》原创歌曲集50多首,发表论文100多篇,整理传唱古谱诗词歌曲1000多首,主编教材《中华古谱诗词精粹》、《中国历代乐论选》、《中华古谱诗词歌曲选》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艺术基金、国家出版基金等国家级课题8项,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霍英东教育基金、上海市人才发展资金、上海文化发展基金等省部级课题30多项,获得省部级创作奖、研究奖、教学奖20多项,培养卓越青年艺术人文创新型人才300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