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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太原4月24日电 题：一座云冈石窟，何以承载千年民族交融？
——专访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君
中新社记者 胡健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大同西16公里的武周山麓，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之一，与印度阿旃陀石窟、阿富汗巴米扬石窟合称为世界三大石雕艺术宝库，犹如一部刻在山崖岩石上的史书。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冈石窟，融汇了鲜卑、汉等民族以及中亚文化的精髓，是北魏文明的绚丽瑰宝，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晶。
2020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云冈石窟考察时强调，“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冈石窟是如何体现民族融合的？在民族交融的历史中有着怎样的价值？近日，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君。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云冈石窟作为皇家开凿的洞窟，从它大大小小的洞窟和造像来看，是如何体现民族融合的？
李君：《魏书·释老志》载：“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是对云冈石窟一期洞窟——昙曜五窟(16-20窟)的描述。
第20窟主尊佛像身着袒右覆肩式袈裟，在展现古印度秣菟罗造像艺术特征的同时，还体现拓跋鲜卑民族剽悍与强劲、宽宏与睿智的民族精神。第17窟主尊胸前配有龙头璎珞挂饰，头戴花冠，佩臂钏，生动再现了贵霜王朝的王子形象。第16窟主佛肉髻和水波纹发式为犍陀罗艺术风格，身着厚重的褒衣博带式袈裟，则显示了从印度及西域风格向中原风格转变的趋势。
这些佛像雕刻粗犷浑厚、雄浑大气，体现了中原传统的审美特征以及拓跋鲜卑的精神面貌，云冈石窟中胡汉杂糅、民族融合的特点一览无余。
云冈中期洞窟壁面上既有塔刹、相轮组合的窣堵波式佛塔，又有汉地仿楼阁式方形塔。第10窟前室北壁东西两侧佛龛柱头有着浓厚的古希腊伊奥尼亚式风格。古印度建筑的雄浑壮魄、古希腊建筑的精巧柔美与汉式建筑的富丽堂皇都集中在云冈二期的洞窟中，多元文化的荟萃融合表现得淋漓尽致。
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及中亚、西亚的乐舞不断传入平城(注：今山西省大同市)。这种盛况在云冈石窟中以雕刻的形式得以保存下来。云冈石窟有24个洞窟雕刻乐舞图像内容，包括乐器雕刻530余件28种，乐队组合60余组，其中既有中原汉式琴筝箫笙及鲜卑大角，也有龟兹细腰鼓、五弦，还有西亚系波斯竖箜篌、天竺梵呗，胡风汉韵，兼容并蓄。
细腰鼓在云冈石窟雕刻中有68件，在新疆克孜尔石窟和甘肃敦煌莫高窟北凉、北魏、西魏、隋代壁画中均有出现。云冈石窟第11窟、第13窟雕刻着两幅手鼓图像，手鼓经丝绸之路传入龟兹，如今仍是新疆维吾尔、乌孜别克、塔吉克等民族的传统乐器。北朝时，短颈琵琶由波斯传入中国，云冈石窟有近50件琵琶雕刻。波斯乐器竖箜篌在汉代时期由中亚传入中国，在云冈石窟中的形制更加多样。
云冈石窟用雕刻记录了北魏的乐舞艺术，融合了中国南北方、西域和中原传统雅乐以及中亚的音乐精华，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鲜活例证，为研究北朝时期的乐舞文化提供了独特的画卷。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说云冈石窟是各民族交流融合的结晶？
李君：根据《魏书》的记载，天兴元年(398年)正月“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同年七月迁都平城。从平城建都之年开始，凡是被从北魏灭亡的各个政权区域内强制迁徙，或是从南北占城俘获的人口、财物，主要都集中到了平城附近。被强制迁出的地区包括山东六州、关中长安、河西凉州、东北和龙、东方青齐，这些地区是当时北中国地区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
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范围和程度是空前的，南匈奴、羯、氐、羌、鲜卑等部族很大程度地融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成为汉民族的一部分。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曰为汉人，胡化之人即曰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
在这一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北魏皇室在定都平城期间，迈出了汉化改革的第一步。道武帝建都平城之时“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能，咸蒙叙用”。到了太武帝时期，按照汉式风格修建首都，营建宫室，改革官制，置三公、太宰、尚书令、仆射、侍中，与太子共议国事，一时间胡风、国俗杂相揉乱。
北魏自定都平城后，与佛教盛行的西域国家往来频繁，《北史·西域传》中有对这一盛景的描述：“太延中，魏德益以远闻，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槃陁、鄯善、焉耆、车师、粟特诸国王使遣使来献……自后相继而来，不间于岁，国使亦数十辈矣。”
这些官方往来，既为北魏平城带来了先进的佛教思想和造像模板，又使得平城地区成为北朝丝绸之路的起点。这里聚集的大量劳动人口和巨大财富被北魏皇室集中起来，融合了东西方技艺，在平城内外产生了一大批规模宏伟的建筑。在此背景下，融合鲜卑、汉族以及中亚文化精髓的云冈石窟应运而生。
中新社记者：为何说云冈石窟是一部镌刻在石头上的史书？其多元文化交融的属性，在中华文化中有何种价值？
李君：北朝时期鲜卑族南下定都平城、推行汉化改革，加速了北方民族融合华夏民族的历史进程。云冈石窟所在的大同市，古称云中、平城，是中国的九大古都之一。这一地区处于寒冷的畜牧地带与温暖的农耕地区的交错带上，自古以来就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摩擦的拉锯地带，是中原汉民族所建立王朝的边防和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关口，同时也是民族交流融合的过渡和纽带。
《魏书·释老志》称：“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北魏平城是当时北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一时期西域诸国、凉州高僧、汉地豪族均在此地集聚。
文成帝复法之后，命高僧昙曜于平城西武州山，凿山石壁，开窟五所。昙曜本为凉州禅僧，师从天竺高僧昙无谶，所以云冈石窟自开凿时起就是多元文化汇聚的结果。
云冈石窟作为多元文化的交汇地，造像题材多样化，有护法天神、伎乐天、供养人行列以及佛本行、本生、因缘和维摩诘故事等，并在石窟壁面上生动地再现了《后汉书·西域记》中所载的“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壮观场面。通过丝绸之路而来的西域乃至中亚等地商人，是当时中原与西域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身影在云冈石窟中时有出现，例如第6、12、16窟，中亚、西域等地的商人都以胡商身份客串于佛本行故事中，是对当时中原北方地区与西域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真实再现。
云冈石窟是在北魏开放融合、文明互鉴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艺术宝库，如同一部镌刻在石头上的史书，散发着璀璨瑰丽的光芒，用图像生动地记录了鲜卑族的汉化和北朝的民族融合过程，为后世研究北朝的民族融合提供了一手材料。这些佛教造像还经海路传播到日本、朝鲜，云冈石窟也因此被誉为“东亚佛教美术的母胎”。(完)
受访者简介：
李君，男，1966年12月出生。1989年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学系，2008年起任山西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考古学学科带头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山西省“三晋英才”高端领军人才。
研究方向为史前考古、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具有国家文物局考古发掘个人领队资质，主持多项考古发掘研究和文物保护项目。主持发掘泥河湾盆地马圈沟、于家沟及一系列遗址、南庄头遗址、姜家梁墓地等，其中于家沟遗址和姜家梁墓地被评为199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近年来围绕山西省大同、朔州地区进行基础调查和发掘工作，提出“大泥河湾”概念。
出版及刊登研究成果数篇，包括《泥河湾旧石器文化》(合著，花山文艺出版社，2006年)，《石家庄元氏鹿泉墓葬发掘报告》(合著，科学出版社，2014年)，《河北阳原县姜家梁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2001年)，《1997年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0年)，《旧石器遗址与古人类活动信息》(《泥河湾裂谷与古人类》地质出版社，2011年)，《中国北方早期粟类利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2012年)，《云冈石窟第七、八窟图像内容与组合特征研究》(《边疆考古研究》，202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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