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郑亮：不同舆论场新疆叙事的差异，为何凸显美西方的自大与异化？

　　(东西问)郑亮：不同舆论场新疆叙事的差异，为何凸显美西方的自大与异化？

　　中新社北京3月29日电 题：不同舆论场新疆叙事的差异，为何凸显美西方的自大与异化？

　　中新社记者 刘大炜 杨程晨

　　近年来，涉疆议题成为中西舆论场上的焦点议题，美西方国家不断抹黑中国新疆、诬蔑中国治疆方略。国际和国内传播的两个发声场域，各自的信息单向流动。不同舆论场新疆叙事的差异，为何凸显美西方的自大与异化？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传播与边疆治理研究院院长郑亮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就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涉疆议题成为中西方国际传播竞争的焦点议题。但在议题构建中，国际舆论场与国内舆论场存在较大差异。您如何看待这两个舆论场之间产生的立场鸿沟？

　　郑亮：看待舆论场间区别时，要看到底层原因。

　　首先是美西方对待中国新疆的严重双标。他们将中国治疆之举污蔑为“侵犯”人权，甚至“种族灭绝”；而对其自身系统性、常规化的严重侵犯人权行径毫无悔意，贴上“保护”人权标签。此等双标严重破坏了全球人权的正常秩序。

　　其次是美西方在涉疆议题上知识生产体系与中国不同。中国学术界研究涉疆议题主要集中在民族融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国家一体性等方面。西方的知识生产则重点关心中央政府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及边疆社会治理问题。比如，西方学术界一些人最近用“定居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来形容中国的新疆治理，这种框架反映的是美西方的自大和学理上的懒惰，即不想也不愿了解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边疆治理体系。

　　再次，在涉疆舆论场上，中国强调主权与人权并重，如既强调“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也强调持续保持新疆的繁荣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谐是最大的人权。美西方表面上在人权领域对新疆治理提出质疑，事实上已把人权概念“武器化”，将其作为干涉其他国家的手段和进行地缘政治操作的工具。

　　媒介话语底层逻辑是学术界的知识生产。过去几十年，美国对新疆的研究从未停止，文章发表和出版特别活跃。学者不停生产、给媒体提供充分的知识来源。必须指出，美西方知识界、媒体以及人权组织三者之间在涉疆问题上的立场是高度统一的。

　　美西方涉疆舆论不愿承认新疆存在恐怖主义问题。即使勉强承认，也多在报道中对恐怖主义加上引号，以突出同美西方恐怖主义的不同。2012至2016年间新疆恐怖袭击频发，于是美西方不得已开始承认“新疆存在恐怖主义”，但认为新疆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是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打压带来的结果”。这种偏见本质上来自美西方的傲慢，或者说西方不承认中国反恐的合法性。他们认为“只有我们才有资格反恐”。对中国是一种“你们还有资格反恐？”式的不屑。

　　中新社记者：您提到2012年开始新疆暴恐事件发生越来越多，导致西方不得不承认新疆存在恐怖主义。在西方媒体、学界研究涉疆议题过程中，其知识生产体系是否存在一定的变化？

　　郑亮：变化是有的，它形成于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的议题出现后。在之前，西方主要媒体对于涉疆议题有所关注但密度相对不那么高。

　　西方对新疆的研究主要由19世纪各路探险家开始。中国改革开放后，西方学界又恢复了对新疆的研究，截至目前已生产大量论文并出版数十部涉疆研究著作。总体来看，这些论文和专著在涉及新疆治理和民族关系方面的主导框架均为“压迫—反抗”，或说新疆的维吾尔族和中央政府是对立和冲突的关系。

　　新疆恐怖袭击增多后，美西方对新疆的态度是矛盾的：既认为这些袭击是恐怖主义，但在意识形态偏见影响下又不愿承认。一旦承认这些袭击是恐怖主义，过去几十年形成的涉疆议题研究主导框架全部要推翻。

　　有关教培中心的议题出现后，西方一些媒体对涉疆议题的研究调整到“人权压迫”框架。这种调整更多受到西方各类人权组织的影响甚至是裹挟。框架的转变并没有超出西方传统的涉疆认知。因此，西方的主导涉疆叙事框架自始至终没有改变，只是其表现形式在不同时期进行调整。

　　中新社记者：您能帮我们回顾一下，涉疆议题是如何成为国际热点话题的？

　　郑亮：2017年以来涉疆议题逐渐成为国际热点，本质上来自于报道框架的转型，西方媒体用人权框架替代反恐框架来对教培中心进行建构。换句话说就是从指责“中国的恐怖主义是政府压迫维吾尔族带来的反抗”变为“中国打着反恐的旗号在大规模侵犯人权”。这在本质上把西方民众对恐怖主义心理上的抵触和憎恨，完全嫁接和转移到了对人权的关注上。

　　如果要将涉疆议题炒作成制衡中国的抓手，就必须将此议题拉进西方公众的生活，也就必须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从媒体上的热点事件要转变成现实里的一场社会运动，首先需要在西方社会中发酵，在民众中间形成舆论场。2019年下半年起，西方媒体将“教培中心”翻译成所谓concentration camp(集中营)，最开始用词为internment camp(拘留营)或prison camp(监狱营)，把简单的中国内政、反恐、去极端化和社会治理议题，转移到一场脸谱化的、“正义”与邪恶的斗争。这是把涉疆议题转向一场社会运动的节点和手段。

　　当使用“集中营”一词并成为主流，可以观察到西方人权组织当时生产的各种报告及抹黑言论，已经开始对照1948年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中“种族灭绝”的定义进行炮制。西方媒体宣传产生了一定洗脑效果，西方民众通过社交媒体了解，情绪被调动，开始参与其中。

　　实际上，维吾尔族人口现已达到1300万，根本不存在所谓“种族灭绝”。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当西方公众的情绪被鼓动起来后，政治正确成了唯一可见的存在。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看待西方媒体对生活在海外的维吾尔族人，和生活在中国新疆及其他省份的绝大多数维吾尔族群体不同的报道方式？

　　郑亮：西方媒体对维吾尔族群体的建构整体上是二元分裂的。在西方媒体的叙事里，只有在海外敢于反抗中共的才是“正常”的维吾尔族人。如果有支持中国政府、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要么就是“被洗脑”了，要么就不是维吾尔族。

　　在今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维吾尔族运动员迪妮格尔·衣拉木江参与点火仪式，但在《纽约时报》的报道题目中却写“一个拥有维吾尔族名字的运动员”，因为他们不敢承认，或说不愿承认衣拉木江是一名维吾尔族运动员。在西方媒体眼中，中国政府只会把维吾尔族人扔到所谓“集中营”里去，或者对他们进行“种族灭绝”，怎么可能给一个维吾尔族人这么大的荣誉？让一名维吾尔族运动员参与点火仪式这件事已经对西方认知框架构成了极大挑战。所以我们看到《纽约时报》悄悄修改了报道的标题，从一开始的“拥有维族血统的运动员”改成“有维族名字的运动员”。这种处心积虑地改来改去，本质就是不愿承认衣拉木江是维吾尔族。

　　中新社记者：西方媒体在过去的报道中，是如何只强调所谓“身份认同矛盾”“被压迫”等，从而借此歪曲、抹黑中国的边疆治理实践？

　　郑亮：西方媒体对维吾尔族形象的构建，本质上是根据西方民族国家理论。他们对中国的少数民族习惯上是大肆渲染差异性，基本不提共同性。这些报道里充斥着“乌鲁木齐距巴格达比北京更近”这样的陈词滥调，希望把新疆与其他省份千丝万缕的联系抹杀掉，将新疆塑造成和其他地方都不同的“独立”地区。

　　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西方开始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进行干扰和破坏，此时所谓的新疆“三股势力”就成了美国的最好工具。美国操作涉疆议题，是近年来中美关系大格局变化里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新社记者：西方舆论炮制的“新疆棉花事件”到现在也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您觉得一年过去，他们达到宣传目的了吗？中国在涉疆议题表达上，要向国际社会更清晰传达哪些方面的内容？

　　郑亮：最近暨南大学做了一个关于美国涉疆制裁对全球棉花供应链的影响的研究报告。就结果而言，中国棉花生产企业并未受到明显的影响。2021年新疆棉花产业实际上是在扩张的。西方媒体鼓噪抵制新疆棉花，打着所谓“强迫劳动”的幌子，实质上是在做产业链重构。

　　涉疆议题的本质不是民族问题、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反恐和去极端化的问题。中国的反恐和去极端化工作目标，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包括普通人免于恐怖主义侵害的权利，和恐怖主义受害者的基本权利，而不是西方媒体污蔑的“借口打压少数民族”。这个目标要向国际社会更加清晰地传递出去。

　　从人权话语的角度看，中国中央政府在新疆做了很多工作，新疆居民普遍生活水平提高，尤其是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目前遗憾的是，媒体鲜少把这个当做人权保障进行报道。仅2011年至2020年，中央政府对新疆的财政转移支付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数字的背后，是新疆普通人的生活转变很大程度得益于中央政府的巨量投入。

　　中国的媒体除了反恐叙事，还要多加入人权话语，才能更加综合地向世界展现新疆。“人权”“民主”“自由”并非西方独有，当这些概念被西方“武器化”，中国能否通过自身实践为之赋予更加包容和广阔的世界意义？涉疆问题的人权叙事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完)

　　受访者简介：

　　郑亮，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传播与边疆治理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全球传播；传播与边疆治理；民族、宗教和反恐怖主义；世界人权话语体系重构等。著有《县级融媒体中心和基层社会治理研究/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丛书》(暨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发表《“从民族分裂到全球‘圣战’—‘东伊运’恐怖组织意识形态演变分析”》(《民族研究》2020年第2期)等论文9篇。多次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介绍对新疆、中国人权、反恐与极端化等议题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