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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比利时汉学家冯浩烈:一战停战纪念日,为何要永久铭记一战华工?
中新社比利时布鲁日11月10日电 题:一战停战纪念日,为何要永久铭记一战华工?
中新社记者 德永健
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1918年的这一天,协约国代表和德国政府代表签署停战协定,终结自1914年爆发的惨烈战争。
1916年至1918年一战期间,约14万中国劳工远渡重洋来到欧洲战场,在英国、法国等协约国军队从事挖战壕、修工事、筑路桥、救助伤员、掩埋尸体、清理战场甚至扫雷等艰苦繁重的战地后勤工作,这一群体,现被研究一战历史的学者统称为一战华工。
一战华工不是军人,却“以铲代枪”,为协约国赢得一战胜利乃至战后重建做出巨大贡献,其间近两万人献出生命或下落不明;现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前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曲星曾感言,很多华工都是不识字的农民,来到欧洲战场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几乎得不到休息,“一个人每天挖一米战壕,14万人每天就是140公里;一个人每天只扛一颗炮弹,14万人每天就是14万颗炮弹……”,在欧洲战场关键时刻,一战华工就是战争天平上的关键砝码。
面对当时积贫积弱的祖国,一战华工抱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得益于一战华工的付出,中国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1919年的巴黎和会,然而巴黎和会却没有以一个战胜国的身份对待中国,为此一战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一道,包围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驻地,阻止签署出卖中国利益的《凡尔赛条约》;英军在比利时举办战胜国运动会,会场上其它战胜国的旗帜都有,唯独没有中国旗帜,受邀参加的一战华工当即提出抗议。
以血肉之躯做出巨大贡献,一战华工本应被永久铭记,却曾被长久轻视甚至遗忘。值此11月11日一战停战纪念日到来之际,一战华工史专家、比利时西弗兰德大学(位于比利时布鲁日)孔子学院外方院长冯浩烈(Philip Vanhaelemeersch)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细述一战华工贡献乃至为中欧交流合作留下的宝贵财富。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在西方学界,一战华工曾经很长一段时间被人遗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冯浩烈:有一个技术原因,就是研究一战历史的专家大多不懂中文。其实在法国、比利时等地的一战遗址,很多地方都有一小块“中国角”(Chinese Corner),散落着一战华工的墓碑,上刻名字、籍贯和个人编号,如果不懂中文,就无从了解这些信息,导致缺失深入研究详实史料。
另一个原因是观念上的误区。一战华工不是军人,虽然也在战地,但不在前线直接参战,属于战地后勤人员,很多研究一战军事史的专家觉得他们不太重要,没有把一战华工纳入研究视野。
特别是有人把一战华工视为苦力,觉得他们面孔模糊,只是一个笼统形象,如同在港口码头扛包的工人,虽然一些华工也做类似的工作,但很多一战华工是技术工人,来欧洲之前就掌握了技能,在欧洲战场能修机器和坦克,更不要说那些有文化、懂外语的随团翻译。一战华工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思想,把他们视为苦力是非常片面和不准确的。
中新社记者:现在一战华工的历史地位日益得到认可,他们为协约国赢得一战胜利做出了哪些贡献?
冯浩烈:一战期间英法等协约国也从印度、埃及、南非等国招募劳工,而从中国招募的劳工约有14万人,在外籍劳工中位居前列,可以说没有华工,一战历史是不完整的。
一战华工不是军人,没有直接参战,但他们可能每天都在影响战争进程。1916年一战华工来到欧洲战场时,惨烈战斗令协约国的兵员严重不足,如当年索姆河战役一天就牺牲好几万士兵,华工弥补了协约国急需的人力,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后勤服务。因此西方有观点认为,如果没有华工,协约国赢得一战胜利的时间很可能推后。
一战结束后,由于运力等原因,华工们等了几个月才得以启程返乡,最后一批约是1919年回国,其间他们参与清理战场等战后重建,继续为协约国做出贡献;当然,有些华工最后留在法国,成为法国最早的中国移民群体。
中新社记者:您曾翻译出版一战华工顾杏卿的著作《欧战工作回忆录》;2018年11月11日,在法国巴黎纪念一战停战100周年仪式上,一名华裔女孩恰好用普通话朗读了顾杏卿在百年前那天所写的日记,您怎么看这个举动?
冯浩烈:我亲身参与了筹备工作。纪念庆典组委会通过法国一位纪录片导演找到我,想让代表不同种族的年轻人朗读与一战停战有关的文章,且必须是11月11日停战当天写的东西。顾杏卿的回忆录刚好有一章讲停战,包括停战当天的日记。我将这部分内容发给了组委会。
11月11日庆典当天,我没去巴黎,而是按计划与我们孔子学院师生去了欧洲最大的一战华工墓园——法国滨海努瓦耶勒市的诺莱特华工墓园,与当地华侨华人一起缅怀,其间收到了华裔女孩朗读顾杏卿日记的现场照片。
我当时特别感慨:一边是巴黎,盛大场合向一战华工致敬,多数华工其实没去过巴黎;另一边是我们在一战华工墓园缅怀,那天可说是铭记一战华工极有意义的一天。
中新社记者:2017年,您翻译出版了另一位一战华工孙干及其后代回忆录《华工记》;孙干赴欧前是一位私塾先生,有学者认为像孙干这样有学识的一战华工,打开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一扇窗,您对此怎么看?
冯浩烈:翻译孙干和顾杏卿的回忆录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孙干在工作之余常去法国的小学观摩旁听,记录了很多课堂细节;顾杏卿在回忆录中写了很多生活小事,比如比利时人怎么喝啤酒、法国人怎么穿衣服等。刚开始我觉得,这值得翻译成荷兰语吗?后来发现它的意义是反映了中国人渴望认识世界的热情。
1919年孙干回到山东乡下老家,经常有人找他讲讲在欧洲工作和生活的见闻,听到的人再讲给别人听,可能几千人通过孙干对西方有所了解,满足了对西方的好奇心;这些人一辈子都没机会出国,甚至连省城都没去过,正是通过孙干的讲述,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
孙干后来在村里创办学校,教书育人,把在欧洲工作生活的经历讲给学生听,有点类似现在孔子学院的老师告诉学生中国的样子,这是实实在在的中西方文化交流。
中新社记者:您曾表示,一战华工是欧洲与中国联系的重要纽带,为欧洲和中国交流合作留下宝贵财富,您能否详细阐述这一观点?
冯浩烈:我们一直谈“交流”和“合作”,我认为交流可以很简单,比如两个人坐到一起沟通,合作则是为了达到同一个目标一起工作,可能比简单的交流更重要。
一战华工,可算是中国第一批派往海外的劳工。此前虽有中国人出国务工,但完全不是正常的劳工关系。一战华工的情况当然也不“正常”,那时正值战争,英国在招募一战华工时也提供了劳动合同,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在我看来,一战华工开启了中国劳工海外务工的新篇章。
到欧洲后,一战华工虽然多数时候是从事繁重工作,欧洲当地人监工,但大家一起工作,某种程度上还是出现“合作”的萌芽,形成了“合作”的初级形态,我认为这为日后欧洲与中国的交流合作奠定了基础。(完)
受访者简介:
冯浩烈,比利时知名汉学家,西弗兰德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长期致力于研究一战华工历史,多次赴山东、河北等地寻访一战华工后代,先后翻译出版一战华工顾杏卿的著作《欧战工作回忆录》和一战华工孙干及其后代的回忆录《华工记》,现已完成另一本一战华工后代回忆录的翻译工作,尚未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