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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游俊豪:从新加坡华裔馆说起,中国新移民仍是“他者”吗?
中新社北京8月9日电 题:游俊豪:从新加坡华裔馆说起,中国新移民仍是“他者”吗?
中新社记者 吴侃
新冠疫情之下海外华侨华人生存环境日趋复杂,也引发了对海外华人身份认同问题的思考。在新加坡,有一所展示华人历史文化的博物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华裔馆,从独有的视角探讨了“何谓华人”的问题。
移居世界各地、不同时代的华人,如何找出身为华人的定义?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中国移民建构与演化的历程来看,他们融入当地社会的情况如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中文系主任、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华裔馆馆长游俊豪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作出解析。
中新社记者: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华裔馆建成的过程是怎样的,主要功能和宗旨是什么?有哪些重要的馆藏?
游俊豪:在南洋理工大学的前身南洋大学创立的时候,马来西亚华人富商林连登捐款,于1953年至1955年建成旧南大行政楼,也就是现在的华裔馆所在的大楼,这栋楼设计参照中国古典建筑的风格,红砖绿瓦,代表着华人社会支持华文教育的热心和传统。
在南洋大学这个华文教育的重镇,行政楼可以说是重镇的中心。1981年,新加坡政府在南洋大学校址成立南洋理工学院,而后在南洋理工大学校园变化过程中,当校园里其他的新楼与旧楼普遍采用英文教学与研究,行政楼虽然已经不再作为行政办公之用,但一直维持为一座使用华文的大楼。
1995年新加坡政府在旧南大行政楼里建立了华裔馆,作为一所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一开始由新加坡政府和新加坡宗乡总会来管理,到2011年并入南洋理工大学,仍作为一个独立机构来运作。
华裔馆不仅是海外华侨华人的研究机构,也是一座展览馆,除了“何谓华人图片展”和“南洋大学历史资料展”两个固定的、永久性展览,还会不定期举办主题展览、讲座、研讨会等。
华裔馆中建有“王赓武图书馆”,馆藏3万多本与海外华人相关的书籍,还有早期东南亚华文学校使用的课本、模拟早期华文学校的校舍、华人族谱等特别馆藏。华裔馆集研究中心、展览馆和图书馆为一身,宗旨是增进对海外华人及其文化的认识。
中新社记者: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华裔馆中常设的“何谓华人图片展”,从哪些视角来看“何谓华人”这个问题?是否探讨出华人的定义呢?
游俊豪:“我有多少华人特质?怎么样才算是华人?何谓华人?”在馆藏展示空间的大看板上开篇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何谓华人图片展”安置了世界各地华人的图片、影像与文物。展览探索的是移居世界各地、不同时代的华人,如何通过与自我、与其他华人、与非华人族群进行比照,找出身为华人的定义。
从与自我比照的视角。图片展呈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海外华人在照相馆所拍摄的一些照片,比如一位加拿大华人厨师手持折扇与书卷的相片,一位阿拉斯加女劳工身着丝织华服的相片,这些是他们想要他人看到的形象。然而别人不一定会是同样的眼光,展览也通过镜面呈现了早期西方的讽喻漫画和电影剧照中被扭曲和丑化了的华人形象。
从与其他华人比照的视角。海外华人之间身份认同感的对象通常是血缘或者来自同祖籍地或家乡,讲同一种方言,牵系着“家”与“国”两大轴心。
在“家乡”主题的陈列室里,展示了海外华人返乡建造的祠堂和豪华的屋宅,比如缅甸和新加坡有“万金油大王”之称的胡文虎在祖籍福建永定所建的别墅和土楼、海外华人在家乡广东开平所建的碉楼等。展厅归纳出其中含义——“这些建筑物就是地方身份认同的空间象征,不但反映他们对家乡的情感和联系,也是他们在外乡成功的表征。”
在“国家”主题的陈列室里,展览用两面墙展示了两列年表,《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年表列举了20世纪初在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与民族意识的觉醒,《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年表则说明海外华人响应中华民族主义号召的情形,如1938年在新加坡成立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等。
从跨越华人的视角。因为华人移民的历史漫长、分布范围广阔,他们接触了各种不同的民族,各类型的华人身份是在与不同的族群接触后逐渐形成的。馆藏中有华人家族在印尼爪哇生活的家庭纪录片(1927-1940年)、第五代菲华混血的菲律宾民族英雄黎萨(1861-1896年)等图像,展示了殖民时期华人与他族混血而产生综合性的族类与身份。
最后一个展示空间展示出大提琴家马友友、建筑师贝聿铭等5位在西方艺术领域有杰出表现的华人及其作品,海外华人艺术家在超越文化界限的艺术表现上亦不容忽视。
中新社记者:从新加坡中国移民建构与演化的历程来看,中国新移民融入新加坡社会的情况怎么样?在本土派新加坡公民的认知里,中国新移民仍是“他者”吗,移民与“新加坡人”之间是否还存在泾渭分明的区分?
游俊豪:一般来说“中国新移民”这个概念泛指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从中国大陆移出的国际移民。在1990年以后,新加坡迎接了很多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新移民和老华侨很不一样,老华侨主要来自广东与福建两个省份,新移民来源则辐射中国大江南北、沿海内陆各地,老华侨主要是华商和华工,新移民的工作背景更加多元,有劳工、留学生、企业家等。在新加坡的华人构成里,中国新移民逐渐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人口结构和语言来看,华人占新加坡人口的76%左右,其余为马来人、印度人和其他种族,新加坡有四种官方语言,即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随着英文教育的普及,英文教育群体不断壮大,其重要性和影响力凌驾于另外几种语言之上,英文在新加坡的广泛使用,意味着中国新移民在进入在地脉络的时候必须面对语言界限,他们有的难以跨越语言障碍,有的则很快调整适应过来。
中国新移民仍是“他者”吗?我们在探讨族群意识相关的问题时,有必要将种族的差异认知与歧视偏见区分开来,前者承认了“我族”与“他者”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别,然而跨种族、跨文化的交流却没有多大的阻碍。后者则将种族之间的差异视为不可翻越的壁垒、无法填补的鸿沟,互动过程中往往产生冲突。
在新加坡的日常生活中,种族间的差异认知是有的,中国新移民与当地人在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等方方面面都有差异。刻板印象所带来的歧视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并不多见。
当下中国新移民和本土派新加坡人的互动已经是相当和谐的状态。一方面,目前新加坡华人大多是在新加坡出生的二代、三代甚至四代移民,或者是在中国出生来到新加坡念小学、中学的1.5代移民,在学校里他们与在地主流社会、与其他种族互动之后,融入良好。另外,从1990年代起,就有各种各样的中国新移民团体成立,最有代表性的是天府会、华源会、江苏会,他们帮助新移民融入新加坡社会,也维持跟中国的联系。
另一方面,新加坡在1965年建立新的民族国家时,就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结构。新加坡很注意种族的敏感性,知道种族之间的和谐是非常宝贵的。翻阅新加坡的历史可以看到,新加坡政府不允许任何人煽动种族歧视,破坏种族关系,致力于维持种族之间的和谐,所以在新加坡种族主义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少有。
融入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刚开始大家互相不了解,但经过长时间各个场域的互动之后,融入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比如10年前在新加坡很少有中国的影视剧播放,如今中国的影视剧在新加坡很受欢迎。饮食方面,川菜、东北菜等也逐渐改变了新加坡人的饮食习惯。这些都证明中国移民和当地人之间已经越来越靠近。
中新社记者:能否请您简单梳理华人迁徙到马来西亚的历史脉络?华人移民在当地的境遇如何?
游俊豪:我们常说新马一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新加坡和马来亚是受到英政府殖民统治。直到1963年马来西亚才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成立。在人口结构方面,马来西亚有三大种族,即马来人(69.1%)、华人(23%)和印度人(6.9%),马来人是多数民族,华人是少数族裔,马来人及原住民在当地被称为“土著”,这其实是种族的概念。
关于华人迁徙到马来西亚的历史脉络,我曾在《移民轨迹和离散叙述:新马华人族群的重层脉络》一书进行过梳理:现今马来西亚的行政范围内,早自15世纪就迎来了中国商贾,他们主要来自福建和广东两省,中国商贾在1850年以前一直是华人移民类型的主流;19世纪中旬,广州、汕头、厦门等条约港口的设立为中国劳工的移动打开出口,马来亚的华工人数迅速大幅超越华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游走在马来亚各地的中国政治家只是短暂的移民类型,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为数不少的中国文人来到马来亚,在报馆和学校里谋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大规模华人移入的情况下,马来西亚华人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滑落。
马来西亚从殖民地发展到现代国家,华人也经历了移民、居民、公民身份的演变,并以家族、种族、国族等群体意识而存在,他们与中国及马来西亚的关系不断建构与重构。家族的脉络让华人从中国移民到马来西亚,面对在地现实的时候,争取让家族企业优质繁衍的空间;种族的认知和界定,让华人在“他者”意识中带有刻板印象,在马来西亚现代国家体制内处在边缘地带;华人也陷入马来西亚国族架构的窘境。
华人离开中国到海外发展,无疑会碰到很多问题,在适应和融入的过程中开始思考身份认同的问题。正如图片展阐释的那样,“何谓华人”这个问题并无固定的标准答案,且在身份认同的选择日益多元的现代,华人的身份认同,已难以被一个简单的“华人”概念所包含。(完)
游俊豪(Yow Cheun Hoe),出生于马来西亚,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文系主任,华裔馆馆长,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华人研究国际学报》主编。研究领域包括华人移民和离散族裔、华人移民与侨乡的关系、离散华文文学等,出版《移民轨迹和离散论述:新马华人族群的重层脉络》 (上海三联书局,2014),Guangdong and Chinese Diaspora: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Qiaoxiang(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3)等著作。游俊豪也从事文学创作,笔名游以飘,曾发表过《流线》《象形》《海马体》等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