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以来日益激化的欧洲移民问题随着近期大量叙利亚难民的涌入而集中爆发，欧盟成员国慌张应对、歧见重重。政客们多将矛头一股脑地指向制造事端的伊斯兰国和叙利亚小阿赛德，并有意加大各项投入（甚至是战争投入）来平息动荡的中东局势，以缓解难民压力。虽然在欧盟的主导下欧洲各国在接受难民数额的分配上取得了可喜进展，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的演讲也撼动人心，但问题在于长期以来欧洲为何无法拿出可行方案防范和应对这次危机？公共领域一边倒的对难民的人道主义同情背后还隐藏着怎样的政治倾向？接纳难民又会对一个的国内政治造成什么的影响？ 其实难民危机不仅仅是他人惹的祸，它也源自欧洲自身的政治危机，并可能进一步激化欧洲的政治危机。
威胁欧盟一体化进程
欧洲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多个国家共享一个对外边境的区域，申根协定的原初意图是打破欧洲内部的壁垒，促进人员和物资的有效流动以拉动经济合作和成长。但是随着欧盟和申根区不断东扩，大量东南欧的劳动力开始涌入较为发达的西北欧寻找更好的就业和生活机会，长久已经造成西欧国家内部民众的些许不满。更糟糕的是，伴随阿拉伯之春遗留的北非问题（特别是利比亚）、叙利亚内战持续、伊斯兰国的崛起，邻近的中东北非局势极度动荡不安，大量不堪政治迫害和战争苦痛的民众开始铤而走险涌向欧洲。首当其冲的当然是邻近边境的意大利、西班牙和巴尔干岛国家，虽然很多难民的真正目的地是西北欧，但根据欧洲各国之前的“都柏林协定”，难民首先抵达的欧洲国家应负担接纳这些难民的责任，如果难民跑到欧洲其他国家他们将被强制遣返回其初到国。如此导致欧洲各国接纳难民数额的高度不平均，东南欧国家在应对日益加剧的债务危机的同时不得不承受不对等的难民负担。
虽然此后欧洲各国达成共识把解决难民问题当成整个欧洲的集体责任并制定了分担方案，但问题是，欧盟不是一个国家，并且势力极弱，无法像中央对各省一样分配难民。与其说欧盟是一个统一的政治主体，还不如说其是一个各国势力角力的平台，其政策必然是各个国家博弈的结果，而一些政府本身面临本国政治现实和选民压力，势必相互推搡。哪怕通过统一标准（例如一国人口规模、就业率、国民生产总值和难民申请人数）来测算分配，现实是就像每个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不同，每个国家容纳难民的意愿和能力也相差甚远。东欧国家鉴于自身状况普遍不太情愿，同时难民自身也渴望去更发达的地方，如此某种程度上欧盟往往成了欧洲大国（如德国、法国）将自身的意志和姿态强加于弱势国家的政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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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债务危机的数额不抵欧洲年度经济总量的十分之一，目前的移民规模也远不足欧洲人口规模的百分之一，理论上只要各国团结一心以一个国家的姿态下定决心去解决，没什么难事。但问题在于，各国各怀鬼胎，并且谁都不知道这是不是个无底洞，即便是主动接纳移民也多出于国际形象和国内劳动力短缺的考量（如德国）。一个政治规律似乎是，超国家层面的共同体问题是很难通过主权国家之间的同心协力解决的（全球层面的气候问题亦是如此）。无论是欧债危机还是难民危机，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将一个政治共同体才能完成的任务寄托在一个问题重重的经济共同体之上，而欧洲这种在政治一体化之前推动货币一体化和资源流动一体化的做法很可能在经济危机和移民危机的冲击下更加举步维艰。成员国之间的不对等和有效政治机制的缺乏加剧了此次危机，同时也将在危机中更加困难重重。结果，道德温情和理想主义在政治现实面前总是乏力的，欧洲它不再是榜样，而满满的都是问题和教训。
加剧欧洲各国国内政治的极化
此次难民危机以来，我们在网络上和媒体上看到太多感人的故事和画面， 无不彰显着人性的伟大和光辉。可是，既然舆论如此一边倒，为何各国的政客却摇摆不前，并且在接纳部分早期难民之后纷纷加大了边境管控？因为公共空间之外，各国民间都潜藏着日渐高涨的反移民和欧洲怀疑主义情绪。在过去十几年间，极端右翼政党在欧洲各国异军突起，法国国民阵线、英国独立党、荷兰自由党、丹麦人民党、匈牙利约比克党、芬兰的正统芬兰人党、德国另类选择党、波兰的新右派国会党在各国选举（特别是地方选举）中都表现不凡，并且在去年的欧洲议会大选中一举成为最大赢家。可见他们拥有相当的民意基础，而这些政党的核心政策主张就是反对外来移民和欧洲一体化。
这种政治的极端化倾向绝非偶然，申根国内部边境的开放加速了人员和物资的流通，但同时带来劳动力向经济较发达和生活环境更好的地区集结，总体的趋势是西欧和北欧不断面临来自东欧和南欧的经济移民。如果欧洲经济一直活跃坚挺，也不会出现很大问题，劳动力的补给和优化配置甚至可以带动经济发展，经济增量带来的就业机会和福利保障也不至于让一国民众就存量蛋糕的分配问题而迁疚与外来移民。但是很不幸，欧债危机引发的长期经济低迷导致就业机会萎缩、福利体制摇摇欲坠、公共安全事件频发，本国民众的反移民情绪日益萌生，再加上多党政治和选举制度的操弄和催化，这种情绪已然升格为成建制的政治力量。
虽然此次难民危机中，官方一直在努力宣导“难民”和“移民”的区别，试图通过人道主义情怀来降低本国民众的恐惧情绪。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些只是概念上的区别，其现实影响都是一样的。这并不是说，移民或难民的涌入真的剥夺了国内民众的就业机会、瓜分了国家福利、带来了社会动荡，很多移民或难民实际上了给所在国家贡献甚多，无论是劳动力、智慧或高技术。但在心理和政治层面，事实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建构事实，当反移民的情绪通过选举和媒体的渲染成为某位群体立场和政治主张时，那么接下来社会上发生的有关移民的负面资讯都会成为移民的罪证，所有类似的危机和不悦都会产生“都是移民惹的祸”的联想，从而进一步加剧反移民情绪的滋生、固化和蔓延。
面临政治正确或者道德压力，很多心怀反移民立场的民众不会跑到社交媒体去发声或上街抗议，但是并不代表这股力量不存在。当选举中，民众有平等的机会通过匿名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主张和立场时，保不定反移民的政党会再次获得广泛的支持。此次大量难民的涌入，已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恐慌，零星的抗议和攻击已经出现。短期内出于人道关怀接纳他们容易，但是如果无法很好地吸纳和安顿这批移民，或者又有更多的难民持续涌入， 之后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难免会再次激化民众的厌恶情绪。加之潜在的宗族和族群心理，以及选举政治的动员和话语操作，“他们”和“我们”之间的社会割裂线将持续加深，未来欧洲各国国内政治很可能因此进一步极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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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反移民和反欧洲整合是一体两面，因为对于很多民众来说，移民问题就是欧洲一体化造成的。当反移民的政党在各国积累足够的声势之后，其势必加剧该国在欧洲的离心情绪。明年英国即将开展“脱盟公投”，如果此次难民危机加剧了英国民众的恐慌，以及此后难民安置带来的各种问题持续发酵，那么最后影响整个公投走向也是可能的。
考验欧洲的福利国家体制
难民们之所以涌往西欧或北欧，除了这里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生活环境之外，还看重了这些地方的各种社会福利。虽然，目前来说难民的体量不足以威胁这些国家的福利制度，但多多少少会对其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
首先，整合难民需要大量的国家投入。这批难民虽然号称大多是叙利亚的中产阶级，其中有企业主、医生、技术工人和律师等，一部分能够很快融入欧洲的就业市场，并在新的环境中发光发热。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难民无论在教育水平、就业技能甚至语言上都无法满足和适应欧洲社会的期待，因此接纳国必须花费大量教育和培训资源帮助其适应和融合，否则这些人就有可能游离成社会的不安因素。并且很多项目不是一年两年，需要长期的持续的投入，这对一个社会的整合容纳能力也是巨大挑战。
其次，根据各国难民的安置政策，这批难民在被政府正式接纳之后一般将享受跟本国国民同等的社会福利，包括医疗、生育、教育、失业补贴、养老等。很多难民早期无从纳税，却能够免费享受各种福利待遇。虽然这部分支出也不会大到撼动国家财政的程度，但是将促使本国民众产生较强的心理剥夺感，认为这种福利制度是不公平的，我交的钱都被不交钱的人用掉了，从而不再愿意承担相应的税收，这种“养懒人”“养外人”的不好印象将动摇福利制度的社会根基。同时，当大量低端劳动力涌入挤占国内同等人群的就业机会时，失业的本国国民也将需要更多的福利供养，将导致福利支出的压力进一步加大。
再次，一般左派政党执政的国家对外来移民或难民较为宽容（例如北欧），而左派也正是福利国家体制的阶级基础。然而移民的涌入对左派政党带来了两难，一方面要宽容地吸纳移民（族群政治），一方面要维持福利国家的群众根基（阶级政治）。如何在国家的经济和福利体制中安顿这部分移民、如何继续维系社会安全网已经不是简单的政策问题，而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当族群政治和阶级政治产生严重冲突而得不到有效调和时，左派的执政基础将大大削弱，进而影响福利体制的走向。
福利国家危机不一定就是移民带来的，经济下行、社会老龄化和左派政党的执政不力已经让部分国家的福利体制倍感吃力。难民的涌入顶多只是加大了福利支出的负担，其后果不会直接破坏乃至击垮福利国家体系，只会让这些国家的福利制度更加具有排外性和歧视性。
总之，此次难民危机以及此后更多的难民涌入将对欧洲政治产生深远影响：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政治整合将遭受 更大的挑战，各国国内政治中左派政党将面临更大的执政危机，同时右派极端政党可能进一步壮大，欧洲的福利国家体制虽然不至于因此终结，但内部结构和具体政策会发生较大调整，更加保守排外。并且，这些影响将伴随着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的同生而不断加深。王中原
荷兰莱顿大学博士生
